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(yízhǐ),以玉器的使用和(hé)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(gòng)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(děng)机构(jīgòu)中。
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(miànjī)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(zhēnguìwénwù)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(yùhún)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(héliángzhǔ)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(yùqì)的精致程度(chéngdù)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(zhījiān)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(yá)遗址的梁思永(liángsīyǒng)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(dìèr)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(shíqì)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(nián)后去世(qùshì)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一(yī)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(zhèngshì)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(tuīyí),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(xiāngjì)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纹玉镯。直径(zhíjìng)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(fāxiàn)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(xiǎnguì)的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(shìjiè)。
良渚终于显示(xiǎnshì)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(nián),“良渚古城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(zhèngshì)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(de)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(wénhuà)中心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(jiànjiàn)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(zhū)。
但到了(le)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(zhìzuò)技艺上,材质(cáizhì)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(zuìhǎo)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(zhòngzhōngzhīzhòng)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(de)“六器”之一,而(ér)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(lìngyīlèi)即典型外方内圆(wàifāngnèiyuán)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(cóng)共同的(de)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,并且(bìngqiě)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(kǒngjìng)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(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(wèizhì)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(wángshàng)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(shénrén)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(wèi)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(shēnxià)是一只(yīzhī)伏在地上(dìshàng)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(zuǐ)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(wénwù)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(liángzhǔ)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(quánguì)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(zuìzǎo)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(háiyǒu)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(fādá)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(héxīn)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(zhǐshì)物。
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(děngjí)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(zhǐyǒu)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(zhēnpǐn)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,也是(shì)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(chéng)锈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(hòujì)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(jīngjì)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(de)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(zīyuán)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(yǔ)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(qímíng)的中国史前(shǐqián)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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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(yízhǐ),以玉器的使用和(hé)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(gòng)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(děng)机构(jīgòu)中。
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(miànjī)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(zhēnguìwénwù)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(yùhún)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(héliángzhǔ)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(yùqì)的精致程度(chéngdù)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(zhījiān)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(dàliàng)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(yá)遗址的梁思永(liángsīyǒng)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(dìèr)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(shíqì)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(liángzhǔ)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(nián)后去世(qùshì)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一(yī)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(zhèngshì)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(tuīyí),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(xiāngjì)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纹玉镯。直径(zhíjìng)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(fāxiàn)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(xiǎnguì)的墓葬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(shìjiè)。
良渚终于显示(xiǎnshì)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(nián),“良渚古城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(zhèngshì)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的(de)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(wénhuà)中心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(jiànjiàn)开始了“玉石分野(fēnyě)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(zhū)。
但到了(le)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(zhìzuò)技艺上,材质(cáizhì)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(zuìhǎo)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(zhòngzhōngzhīzhòng)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(de)“六器”之一,而(ér)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(lìngyīlèi)即典型外方内圆(wàifāngnèiyuán)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(cóng)共同的(de)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,并且(bìngqiě)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(kǒngjìng)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(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(wèizhì)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(wángshàng)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(shénrén)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主体为(wèi)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(shēnxià)是一只(yīzhī)伏在地上(dìshàng)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(zuǐ)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(wénwù)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,是良渚(liángzhǔ)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(de)(de)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(quánguì)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(zuìzǎo)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(háiyǒu)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(fādá)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(héxīn),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(zhǐshì)物。
双孔玉钺(yùyuè)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(děngjí)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(zhǐyǒu)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(zhēnpǐn)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,也是(shì)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(chéng)锈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(hòujì)的(de)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(jīngjì)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(de)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(zīyuán)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(yǔ)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(qímíng)的中国史前(shǐqián)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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